礼上讽谏而下直谏。君子孰不欲讽谏以悟其主，而有至于直谏以杀其身者，势不得已也。盖事明君，虚心以从谏，虽引义微喻，无所不合，故有以讽谏悟主者，而况于直谏，何伤于道乎？事暗君，强愎以拒谏，虽危言切论，有所不听，故有以直谏杀身者，而况于讽谏，何补于事乎？方舜、禹之时，都俞赓歌于庙堂之上，所以讽喻以相儆戒者，可谓至矣。其称「无若丹朱傲，惟慢游是好，朋淫于家，用殄厥世」，亦何伤于直？故仲虺之称汤以「从谏弗咈」、「改过不吝」为善；而太保之训武王，以「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」为非。若然者，岂非事明君，讽谏足以悟主，而直谏亦不伤于道乎？至于桀杀关龙逢，纣杀比干，则事暗君，直谏足以杀身，而欲以讽谏有补于事，盖亦难矣。由是观之，讽谏施于明君而不害于直，直谏施于暗君而无事于讽者，必至之理也。汉文帝宽仁尽下，群臣谏说虽切，常假借纳用之故，若冯唐之论颇、牧，张释之之论啬夫，可谓能讽谏矣。至贾谊上书陈时事，欲流涕而痛哭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指人彘以为喻，而帝亦不以为嫌，岂非不害于直耶？唐太宗英明能断，从谏如流，导群臣而使之言，故若魏郑公之言昭陵，王圭之论庐江，可谓能讽谏矣。至郑公之言十渐，极陈时政之得失；圭之论祖孝孙，以谓陛下负臣、臣不负陛下，而帝亦不以为过，岂非不害于直耶？若夫萧望之、张猛、京房之言石显，而元帝杀之；王章之言王凤，而成帝杀之；王嘉、郑崇之言董贤，而哀帝杀之；李膺、陈蕃、范滂之徒言阉宦，而灵帝杀之；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上官仪言武氏，而高宗杀之；张柬之、桓彦范等言韦氏，而中宗杀之；孟昭图言田令孜，而僖宗杀之：是皆事暗君，以直谏而蹈祸，乃其所也，尚何讽之云哉。

距州城之东七里所曰蟆颐津者，唐拾遗孟公昭图以直道不容，为田令孜所沈处也。先是开元中，益州刺史张仇公兼琼为堰于吾州者二，由新津县之西曰通津，由蟆颐山之西曰永济，水利凡溉眉山、青神之田亩七万二千四百有奇。国朝天圣末，使民输岁修之缗，亩算馀钱五十，元丰遂增至百四十有二，米为升者一，民患苦之。淳熙九年，郡守武信杨公辅易为官修，有所谓王景堰、北牙与田祖、田迪诸堰。故叠石为堤，至是以竹落易之，衡广一百二十丈有奇，视昔用度盖已十损其二。而比岁东流益悍，舂磨之家又壑之以浚其流，矶之以怒其势，故其下俗所谓芦花筒者日见漱齧，筒下之田疏恶不支。迨嘉定五年，水又坌至，射王景堰仅馀寻丈。幸未决，决则堰高江庳，水且尽注之江，七万亩之种将不得下。明年余来为守，访问民疾苦，多以是为言，欲为改作则筑事已动。先是亩算不下八十钱，以给丁庸，会广汉张麟之来丞眉山，增科三十有八，且为教于民，约一年勿复歛，又节缩财用，损常年三之二，凡得钱三百万。于是畚武阳之石以为堤，下邛笮之竹以为楗，使植根既固，虽有涨潦不能侵噬。一日戒余以竣事，余往观焉，且命客以俱。丞曰：「是亦庶几无憾」。余曰：「不。是所谓随宜救弊然也，而长利乎？且州之水近自白虎江来，其为派二，东流直蟆颐则病堰，西流薄州溉则病城。是虽三尺之童亦皆见之，而先是者弗此之图。今东流日下，吾恐武阳之山可泐，邛笮之林可秃，而算亩增繇，抗民之精，将自是日极矣。今为教曰尽一年勿复歛，丞能自信矣乎」？曰：「然则徙东流而西之，其庶可久乎」？曰：「西亦吾民也，东免于堰患而西为城忧，是以利易害而弗可为也」。曰：「奈何」？曰：「移东而西偏也，移西而东亦偏也，吾欲截江为楗以捍东流，而洒渠于东西之两间，则城若堰将两利焉，不乃可乎」？丞瞿然曰：「命之矣，敢请事期」。而客有难曰：「因其故而岁为之防可，截江为之以徼幸万一不可」。曰：「何由知其不可也」？曰：「闻齐人延年言于汉武，欲开大河上岭，帝谓此大禹之所道，不可改。杜预将桥大河，或亦以为商、周所都，历圣贤而不作，殆必难立。然则是堰也，昔人之经略于斯为不少矣，而顾未有及此者，子之知也诚足以尽出古人乎哉！吾恐洒渠之利未即见，算亩之缗未可罢，而截江为楗，岁一剿民，是以百仞之堤为阱于国中也。其能久居此乎？使来者或不能卒子之志，岁一罢修，则今之消功殚贿以为之者将复溃而东趋，而前功废矣」。曰：「抑余闻汉人之习于灌溉者曰，张戎尝言水性就下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。今洒渠以浚之，其势将日下，下则疾，疾则刮除而深，昔之东注而病堰者皆将为中道之归。岁不过损钱百万以为截江之防，而王景堰之役可渐省，以至于不必复事矣。与其岁损二倍之费以救其末，而为害未有既也。且是非之心，焉可诬也！今惟其是，孰不我是？今而非也，安能强来者之不我非邪？况渠成，民之利也；其不成也，所损不过异时所以待遇使客者，今少府损节之以复于民耳，而来者何得以非我」？乃以控于刑狱、常平使者潼川杨公子谟。议未决，会行郡，相与按视，始尽得其利害之要，捐钱七十万，俾经始。余亦以少府二百万足成之。命丞受役焉，会计金谷，兵马都监吴□戒事期，程护工作，水工以时，物土赋丈，庸丁以时，架筠楗石。起冬十月，汔明年春三月，累日积工凡若干，民之无职事者受庸而为之。渠成而前以为非是者，往往自异其说，谬见称述。余复谓之曰：始而非之者固未必是，今而是之亦不得为非乎？水为天下之至险，有非知力所能周者，而子为是乎？《易》曰：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」。若夫变而通之，使可久而不穷，则在来者，非吾所敢知也。乃以为记。

敕：昔汉宣帝闻益州金马碧鸡之神，遣使持节求之。今载祀典，领于祠官者，又不但金马碧鸡之神。以忠义而祠于眉者二，孟昭图之于蟆颐津，花敬定之于东馆镇是也。具神某，英风盖世，勇略过人。当子璋僭叛时，卿特成都一牙将耳，乃能手锄元凶，以五六州挈还唐之职方。使高祖当此时，必不兴猛士之叹；孝文当此时，必不起良将之思。其明威义烈，亘万古而如在，所谓镇蕃部，擒溃贼，特其细也。爰即旧封，再加美号。尚时式享，以奠四方。可。

万里读《通鉴》，至魏太武诛崔浩多所连及事，极论魏法之虐。既就坐，詹事葛邲曰：「历代仁厚未有如本朝者」。因及小人欲害君子，必指为朋党，为诽谤，祖宗未尝罪焉，不过窜谪而已。惟陈东以谏死，既而光尧悔之。万里曰：「此事非光尧之意，盖权臣汪、黄之意也。汪、黄恶其发己之奸而诛之，而其谤及光尧尔」。太子曰：「所谓党者，即类之谓也。君子小人各有其类，岂得以党为罪哉」！又曰：「尝读《骨鲠集》，见陈东上书，其意甚忠，但汪、黄视之以为雠，故杀之也」。既退，万里赞葛詹事曰：「陈东之论甚佳」。葛曰：「此是大节目，不可使东宫不知」。

一日讲读毕，葛邲因款语及一朝臣中风暴卒者。太子曰：「何至遽卒乎」？万里曰：「风者，虚之极也。如木无根，遇风则拔，如花无蒂，遇风则落。士大夫以声色斲丧其根本，故至于此」。太子曰：「人之根本在元气，岂可不自爱」？葛邲曰：「老子云『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』」。太子曰：「枯槁之士无可欲而不乱者易，富贵者有可欲而不乱者难。人皆能知之，皆能言之，顾行之难耳，可不戒哉」！万里因举及仁宗用谏疏首黜梳头夫人事，及仁宗时故事。端午日，宫中必奏乐一日。是日召对一士大夫，未对间，一宦者持幅纸呈奏乐故事，仁宗掷之地。既对而入，宫嫔有问者，仁宗怒曰：「何辱我！我方见一贤士大夫，而乃作此，彼闻之，必谓官家在宫中只取快活，不忧勤天下」。端午罢奏乐，自此始。人主何必远师尧舜？自有本朝尧舜。葛邲又因举及仁宗时宫嫔一日群请递迁，仁宗不可，曰：「外廷必不肯」。坚请，曰：「此事在官家，何问外廷」。仁宗不得已，命各取金笺一幅，御笔书曰某人可美人，某人可才人，某人可婕妤，以遗之曰：「此即王命，可宝藏之」。众皆谢。他日有司给俸钱，皆如故。众又请曰：「某等蒙迁秩，而有司不增俸，何也」？仁宗曰：「吾固尝语汝，汝不信，今宰相台谏果皆执不可，奈何」？于是众默然退，而取御笔缴纳。太子钦叹不已。时谕德沈揆讲《尚书》，至「不迩声色」，万里因举其说曰：「适见沈揆讲义云：『迩，近也。不迩声色者，不近之之谓也。近之且不可，而况耽乐之乎』？此论甚佳」。太子亦曰：「甚佳」。

万里读《陆宣公奏议》，至陆贽救窦参等三状，太子曰：「参谮贽而贽救参，此全非私意，全是公义」。又曰：「参之奸邪而相之，此德宗无知人之明也」。

淳熙十三年正月朔，北使在庭锡宴，知大宗正赵不息建言云：「皇太子赐酒，方立饮于前，而皇孙平阳郡王安坐于后。父立子坐，非是，请改定其仪」。上下其议，太子笑曰：「尊无二上，在君父之前，则某父子皆臣子也，安得致私敬？且平阳与从官坐席再重，未赐酒，则偕坐，平阳安得独立乱班」？时论服。皇太子有学，且知礼。

前汉州太守贾伟秩满还奏事，因言及道径鄂州，大将郭杲掊克军士状。上遣人廉其事，杲伏军中榷酤非法，他皆不伏，且白伟尝以布三千疋鬻于军，不受，故怨而谮，请与伟辨。上以其事付太子议，裁决以闻。太子曰：「将臣固不可以一言动摇，亦不可以言罪伟，罪伟则言路自此壅于上闻矣」。朝议韪之。

丙午九月下浣暄甚，晦日大雪。十月二日至讲堂，讲读既毕，太子曰：「忽暄骤寒，此阴阳升降之理也」。詹事葛邲曰：「阴阳之升降，盖阴阳之消长也。阴长则阳消，阳长则阴消，君子小人亦然，《否》、《泰》二卦是也」。万里曰：「治乱安危亦然」。太子曰：「且如宣和之治，所宜备豫，而小人赞之以奢侈，赞之以边功，非安而不忘危，治而不忘乱也」。

万里读《三朝宝训》，至祖宗不杀羔羊，不食水禽，及裤纹倒侧等事，太子曰：「祖宗之德，仁俭二字而已」。

万里读《三朝宝训》，至唐末孟昭图朝上疏，暮不知所在，万里执牙篦曰：「唐僖宗与宦官田令孜、陈敬瑄同处议天下事，左拾遗孟昭图上疏谏，田令孜屏不奏，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，沈于暮颐津」。太子愤然曰：「至矫诏，则唐事无可言者」。万里曰：「唐自高力士以后，宦官用事，至于唐亡」。太子曰：「高力士以后，宦官至三千人。仇士良谓天子不可使观书、亲近儒生」。万里曰：「此仇士良致仕，其党送归，求其教，士良诲之曰：『天子观书，近儒生，见前代兴亡，则我辈疏斥矣。当以田猎声色玩好娱悦之，则我辈亲矣』。其党皆拜谢而去。士良至自称定策国老，谓文宗为负心门生天子。文宗不胜其忿，遂与李训、郑注谋欲诛之。甘露之祸，诛戮大臣，流血殿庭，文宗饮恨以没。宦官岂真不可去乎？盖是时老成有裴度，谋臣有李德裕，文宗不与君子图小人，而与小人图小人，此其所以败也」。太子曰：「然（《诚斋集》卷一一二。）」。

佳：原缺，据四库本补。

臣闻天子者，当以天下之目视，以天下之耳听，以天下之口使言，以天下之心使思，然后利害毕达，休戚毕陈，善善恶恶、是是非非然后可以不乱。太祖皇帝神圣豁达，不自掩盖。初诏五日内殿起居，百官以次转对，并须指陈时政得失。朝廷急务或刑狱冤滥、百姓疾苦，咸许采访以闻，仍须直言其事，不在广有牵引。或事关急切，则许非时诣閤上章。此建隆三年诏也。乾德四年，又诏曰：「国家选用时才，参掌邦计，货泉所聚，职任尤繁，所冀得人，俾各陈力。虽思不出位，勿侵官局之权；而知无不为，共济公家之务。或纲条有所未正，利害有所未明，正期开善以相规，安可不言而自守？自今三司使所行事或未当，本判官并应执咨；所执理明，而三司使不从，则许面奏；或事有已经敷奏，获旨施行，而未通便，亦许指陈。若本判官避事不言，许它部判官及逐路转运使直具利害闻奏。其或因而更改，颇协便益，并充课绩。若明知利害，循嘿不言，则殿罚随之」。由是观之，太祖皇帝时直言得失不为讪上，明辩是非不为侵官，所以尽事理而究下情也。至太宗皇帝在位，田锡以进谏为己任，太宗以纳谏为盛德。方锡为卢多逊所不悦，出为河北南路转运副使也，因入辞进封事，论军国要机者一、朝廷大体者四。太宗赐诏答之，且云：「自今有所见闻，无辞献替」。其后复自相州上疏言：「方今筦榷货财，网利太密；躬亲机务，纶旨稍频」。复有未喻圣意之事三、奏请可行之事二。其后又自睦州上疏曰：「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，由制敕初行，时有未当，而无人封驳者，给事中之过也。陛下有舍近谋远之事，由言动所为，未合至理，而无人敢谏诤者，是左右拾遗补阙之过也」。又曰：「加以时久升平，天下混一，致陛下谓升平自得，资陛下以功业自多，日迁月移，浸成圣性，左取右奉，无非睿谋」。又曰：「臣下言之则谓之封章，陛下行之则出为法令。法令可简而不可使繁，制度可久而不可屡变。变易不定，是彰思虑之不精；繁多难依，是令手足之无措」。其后入为知制诰，复奏疏论边事曰：「今之禦戎，无先于选将帅。既得将帅，请委任责成，不必降以阵图，不须授之方略」。又曰：「前年出师，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，是侯利用、贺令图之辈惑误圣聪。陈画谋策，而宰臣昉等不知。去年招致义军，劄配军分，宰相普等亦不知之。岂有议边陲、发师旅，而宰相不预闻？今宰臣普三入中书，再出藩镇，人所具瞻，事无不历，乞陛下以军旅之事、机密之谋悉与筹量，尽其机画。此乃国家大体，君父至公」。又曰：「以臣所见，小小公事不劳陛下一一用心。若以社稷之大计，为子孙之远图，则在乎举大略，求将相，务帝王之大体也」。锡前后所陈深切，载在史册，足以彰太宗受言之美。方是时也，太宗以补阙、拾遗时多循嘿，失建官本意，于是改为左右司谏、左右正言，俾职业之是修，期名实之相副。其后右正言谢泌数奏章论时政得失，太宗嘉其忠荩，擢左司谏，赐金紫并钱三十万。泌一日得对便殿，复面加赏激。泌谢曰：「陛下从谏如流，故臣得竭诚。昔唐末有孟昭图者，朝上谏疏，暮不知所在，前代如此，安得不乱」？太宗动容久之。夫祖宗圣德，岂群臣之敢窥，而其乐受忠谏，无一善之不录，然则舍己从人，固尧舜之所以为大也。